杨德才:发展民营经济最需要构建市场公平

发布时间:2019-03-04


发展民营经济最需要构建市场公平——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德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广东广州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片热土,诞生了一大批优质民营企业和民企带头人。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克服各项困难,本报评论员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德才教授。


经济问题讲到底是预期和信心问题


     广州日报:如何认识新时代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目前,推动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杨德才: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总结了民营企业的贡献和地位。概括而言,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营经济不论在哪一个方面,都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


     去年是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困难的一年,一部分原因是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另一部分原因是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对未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这些新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那么未来要想在短时间内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将是较为困难的。


     长期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融资难、融资贵、税负重的问题。以减税降费为例,目前我国税收占GDP比重同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相比并不高,宏观税负只有20%多,这一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但实体经济包括民营经济的负担除了税之外,还有很多是费,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各种政府性基金等,当然还有“五险一金”。有数据显示,按顶格的缴费比例来算,企业给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比例要占到职工工资基数的42.5%。对企业来说,工资成本很高;对个人来说,这也不利于培育强大的个人消费市场。要拉动消费就要有钱,因此,我认为“五险一金”的比例还可以适当降低。


      2018年减税降费力度很大,但总体来看,企业负担还应进一步减轻,尤其是降费,还有很大下调空间和操作空间。当然,税费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的刚性支出还在,税费下降太快会影响政府正常运转。所以,减税降费关键要强化落实执行。虽然难,但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还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哪怕一年降低1个百分点甚至五年降低1个百分点,那也是进步。


     总体而言,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克服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三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三道门”: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随着国家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改革,对解决“三山”“三门”的问题都会有所推动。


     广州日报:近年来出现的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主要存在于哪些方面?


     杨德才:2018年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困难的一年,重要原因是受到了三种论调的影响。


     一个是长期存在的民营经济原罪论,即假定或者怀疑民营企业的所有财富以及资本来源是不正当的。这一错误观点影响不小,民营企业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很多人错误地与“原罪”挂钩。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原则也写进了宪法,这是长期坚持不动摇的。在这一背景下,原罪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减少了,但还是存在的,一旦有气候又可能死灰复燃。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其次,是民营经济离场论,认为民营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发酵,这一论调对民营企业家造成了较大冲击。还有一种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论”或所谓的“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这些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这些新的奇谈怪论出现,对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影响很大。任其传播,市场主体的信心会受到严重冲击。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必须要保护产权。民营企业的财产安全和公有制财产要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民营企业才会有坚定的发展信心。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问题。没有信心就没有预期,没有信心,怎么投资、扩张规模、为企业做长期打算呢?


     这三种错误论调,主要是思想观念问题,但危害非常大。经济问题讲到底就是一个预期和信心问题。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就会失去信心。对于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这个问题,要果断采取措施,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明确表示中央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这对树立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按照自己人的标准和待遇完善政策


     广州日报:如何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杨德才:归根结底,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歧视。我国的银行业主体是国有银行,行长放款给国有企业,如果贷款收不回,不一定会出现重大经济问题。因为很多人到今天仍然认为,国有银行放贷给国有企业,是正常贷款,不存在利益输送等嫌疑。但如果是放款给民营企业,一旦收不回,就很可能要追究行长的责任。没有存在利益输送,也会受到重点调查。眼下,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退一步说,不考虑银行的顾虑,民营企业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还没有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在信息、财务等方方面面都不健全。银行在对民营企业放款时,信用甄别成本很高,即便成功放款,利率也要高很多,最终造成了民企融资成本偏高。此外,眼下商业银行改革走向混业经营,银行的利润增长不是只靠存贷利差,理财产品的利润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给民营企业贷款过程中,又出现了要获得贷款必须用所获贷款先购买部分理财产品等附加条件。比如银行放贷100万元,实际上到民营企业手上可能只有六七成、五六成,其他都被迫用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了。


     有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进入到民营企业中的,占比不到25%,比起民营企业的体量规模来说,这是比较低的。种种问题,我们希望在去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后能有真正的改变,真正实现所有制平等、市场公平、竞争中性。今年2月18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金融企业要加强对民企的金融服务,要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关键要落到实处,要有具体的实施细则。


     广州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如何具体落实“自己人”的定位?


     杨德才: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一原则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已经讲得很清楚。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我们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也是重要组成部分,谁也离不开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写进宪法,这是长期坚持、毫不动摇的。因此,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中,毫无疑问是把民营企业家看作是自己人了。

 

     在落实层面,让民营企业家进一步感受到是“自己人”,需要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比如在民企融资方面,民营经济创造60%以上的GDP,贷款占比不到25%,这是不合理的,要尽量纠偏;在财产保护方面,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保护力度还不一样。侵犯私有产权的事情还时有发生,还存在一些对不同所有制区别对待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既然民营企业家也是自己人,就要按照自己人的标准和待遇来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实现方方面面的平等。今天,民营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公平,只要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民营企业家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保护。所谓竞争中性,正是如此。


企业竞争就是技术竞争、创新竞争


      广州日报: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哪些有利及不利的内外部条件?


     杨德才: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发生变化,民营企业家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会面临新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反过来也倒逼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走得更远,就要适应这种规则变化、形势变化、主动调整。在新形势下,企业竞争就是技术竞争、创新竞争,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未来还可以有更大贡献。因为民营企业对市场感觉更直接更敏锐,通过自主研发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从而进一步开拓市场。形势倒逼,也并不是坏事情,即使没有外部形势的倒逼,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营企业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还有环保的高标准要求,倒逼企业对低端、技术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品牌建设问题值得重视。中国国内市场很大,民营企业成长之初品牌意识普遍不强,然而进入国际市场之后,就会发现品牌非常重要。有了好的品牌,才有高附加值。实际上,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中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广东、江苏一些大型民企,都是技术自主创新、品牌建设、国际化发展做得比较好的。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对所有市场主体都有很多促进发展的配套措施,这都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机遇。民营企业必须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若干年后就有可能被淘汰。我们调查发现,我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长,不到4年,中小企业大约2年。与之相比,美国企业平均寿命大概8~9年,日本企业大概十几年。通过比较研究,学习其他国家经验教训,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利的。研究发现,企业寿命长,实际上就是技术、品牌、管理各方面的领先。以企业管理为例,民营企业内部规范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了,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走直接上市融资、发债等道路,可以多方面来破除融资难问题。所以,不论内外部环境怎么变,民营企业都要铭记“打铁也要自身硬”,没有真本事,在市场竞争中是不行的。


     广州日报:广东广州的民营经济发展有何特点,短板和优势各是什么?


     杨德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稍有区别。但两地的民营经济内生动力都是比较强的,也与外资的进入有很大关系。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论单个企业的规模,广东已有很多巨无霸企业,但还要进一步增加大企业的数量。另外,广东的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粤东西北有的地方还比较落后。要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就要发挥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以苏北为例,苏北本身在江苏并不算经济发达地区,但也有发展得很好的民营企业,例如屹立了几十年的知名民企维维豆奶。广东的民营经济发展在珠三角地区比较突出,未来还要进一步实现协调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珠三角民营经济发展还有一个突出优势,就是毗邻港澳,海外联系也比较多,国际化程度、信息流动速度更快更及时,更紧跟世界经济潮流。


     不论是哪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都有同一个目标,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都存在自主研发创新、转型升级的压力。以前珠三角推动腾笼换鸟,也是基于技术、环保等方面的考虑。今天发展长三角地区,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可见,本质上都是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创新成色更足,环保水平更高。


要将为民营经济服务落实到完善营商环境上来


     广州日报:政府如何进一步加强为民营经济服务,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落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杨德才:目前各地政府都在出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来说,为什么发达,就是民营经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均是如此。各地出台的措施,都着眼于保护、提升民营企业的信心。但是要注意,在落实过程中不能演变为运动式的政策帮扶,民营企业最希望的是一个公平的、完善的营商环境。所以,为民营经济服务,地方政府最终要落实到完善营商环境上来。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比暂时性地推出一些政策措施更有意义,更能坚定民营企业的信心。


     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可能是最核心的部分。原来政企走得很近,现在一些地方走得不近了,很清,但是不亲了。理解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抓住四个字:首先要“亲”,要亲近民营企业,这是前提条件。亲而有所为,亲而敢于为,只要不违法,政府就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方便。领导干部要主动到企业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才是亲;其次是“清”。在服务企业过程中,不要勾肩搭背、过从甚密。但现实是一些地方没有勾肩搭背了,但是也不亲近企业了,于是懒政怠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踢皮球等现象就出现了,这对民营经济发展也是一种软伤害。遇到问题投诉无门,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就非常高,对市场发展环境的预期会下降;第三,是“政”。政府部门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主动有为、依法依规;第四,是“商”。企业要遵纪守法,合法经营。通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保持稳定预期,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


     让干部亲而敢于为,首先要树立正确观念,改掉“我为你办事,有所获得是应该的”这一错误观念。在具体操作层面,有的干部比较担心,宁可与企业家远一点,造成了企业办事难的问题。在国家强力反腐的背景下,政府部门主动为企业办事,不收受利益往来,就不存在需要担心害怕的事情。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干部身子正,不用担心。同时,民营企业家也要洁身自好,走正道,改掉“不搞潜规则、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的想法。理念的转变是双向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出发点都是把一件事情办好,把经济发展好,这样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能落地。


     广州日报:如何培育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杨德才: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现就是创新。要培育企业家精神,首先要创造这样的环境。中国真正的企业家,很大部分都会从民营企业中走出来。企业到了一定规模,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才会体现出来。创新,就是把新技术应用在生产上,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家和国外企业家的精神本质是共通的。企业家创新,一开始可能是基于对利润的追求。当然企业家并不一定爱钱,但赚钱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创新除了促进利润最大化带来的快乐,还有声誉上的促进。在这方面,中国人最看重声誉,这也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有利条件。


     创新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制度创新。我国还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制度上的完善是一个重要方面。哪个企业家敢于在这种变动过程中大胆创新,就具有了企业家精神。此外,今天我们谈企业家精神,除了追求利润等内涵,还要落实到为经济增长作贡献、为高质量发展作贡献上来。企业家要尽社会责任,要为社会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转自《广州日报》